洱海清波

大理国时期为何有九代国王出家当和尚？

2006-11-27T23:53:00.000-08:00

　　从公元９３７年绵延至１２５３年的大理王朝２２代国王中，先后有９位国王禅位为僧，再加上被迫逊位的１人，便足足有１０个国王最后都当了和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曾四次皈依佛门，都因群臣的苦谏仍然归座龙椅。清朝顺治皇帝也曾因爱情不得志而试图出家，却被其母后阻止。此外就别无帝王出家之事了。
　　大理国帝王出家则近乎成了一种习俗。除了第二代王段思英是被迫逊位为僧以外，其余９位都属于自动禅位为僧的。他们是：第８代王段素隆、第９代王段素贞、第１１代王段思廉、第１３代王段寿辉、第１４代王段正明、第１５代王段正淳、第１６代王段正严（和誉）、第１７代王段正兴（易长）、第２０代王段智祥。为什么一代代帝王最终都舍弃江山美人而心甘情愿皈依佛门呢？总体上说，这与大理国“以佛立国”、“以佛治国”，全民信佛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分不开的。佛教思想在大理的统治地位从南诏晚期隆舜把佛教遵为“国教”开始，代之而起的大理国一以贯之地承袭下来，直到元代还依然如故。元朝的行巡使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曾描述道：“此邦之人西近天竺，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尤其在大理国时期，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上至国君，下至庶民均以出家为荣；“以佛治国”的思想在政治制度上也有着充分的体现。一是各级官员都从有文化的僧人中选拔。大理国中、后期也仿效中原王朝实行开科取仕，而对象是僧人中的读儒书者（阿吒力僧人均可有家有室），标准就是“通释习儒”，即通晓佛学的义理又熟悉四书五经。这些人便是大理国所特有的“释儒”的阶层；二是举国崇僧敬佛，国中的大事均有高僧参与决策。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国家的灾祥祸福，都与当朝的帝王有关，与他们前世今身所作所为有着因果关系。国家一旦出现某种灾祸的征兆，便是帝王孽障缠身，只有出家，才能消灾免难。
　　大理国九位出家的帝王各有各的故事，但都毫无例外地体现着上述的思想观念。当今人们耳熟能详的段誉（段正严）就是典型的一例。历史上的段誉并非《天龙八部》小说中所描写的风流才子，而是一位文韬武略的帝王。他七岁入学，在点苍山龙苑就学于天台山云游到大理的高僧六铉法师。六铉非常赏识他慧根超群，着力培养。段誉２６岁即位，曾几次平定３７部叛乱，并主动亲和大宋王朝，多次进贡，献礼献乐，被宋徽宗册封为云南节度使、大理王。段誉当朝期间勤政爱民，讲究以佛法的仁慈治国。对于当众辱骂他的部将高智昌（高升泰之孙）病死后，还大办佛事为其超度。高智昌手下的两名军官刺杀段誉，未遂被擒，段誉却称之为“义士”于以赦免，此二人自杀后，又为他们立“义士冢”。段誉在位３９年，后因彗星出现，认为国有不祥之兆，加上四个儿子争夺王位，于是便禅位出家无为寺，法号广弘，终年９４岁，是大理国最高龄的王者。
　　当然，大理国的帝王出家，生活上的享受是不同寻常的。野史记载大理国民谣曰：“帝王出家，随臣一邦，嫔妃一串，素裹红妆。出家犹在家，举国敬菩萨，早晚拜大士，禅室如世家。”生动地描绘了帝王出家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也正因为大理国的统治者们秉承“以佛治国”的思想，以佛家的学说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包括权力之争，协调各种关系，因而在大理国延续３１６年间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争、动乱或官廷杀戮之类血腥的事件，成了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封建王朝。

大理：文化的十字路口

2006-09-02T23:42:00.001-07:00

大理一向被称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所谓十字路口，是说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在此地相交，大理于是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洱海独特的区域文化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正是两条古道衍生的结果。

大理古城
　　人们都说大理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开放性包容性。但这种开放和包容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要追溯文明的源头和文化演进的历程了。但是，历史的迷雾太深太浓了，你一头扎进去，碰满头的雾水，未必就可看清真相。单就白族的起源来说，就是一个千古之谜。早先有阿育王之后说，有庄娇之后说，有氏羌南迁说，近年随着考古学上的一些重大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白族先民的主体，其实是苍蜂洱水所孕育的土著居民。大理城西南马龙峰山麓的马龙遗址和宾川白羊村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告诉人们，在这块人间仙境般的土地上，大约距今4000年前，己有人类繁衍生息，其文明的程度是从新石器时代向铜石并用的时代迈进。而剑川海门口和祥云大波那青铜文化的发掘，更是让人们眼界大开。特别是大波那铜棺的出土，使人们依稀看到早在春秋之际，洱海地区就已经有了怎样灿烂的文明。人们惊诧于其时冶铜工艺的高超，更惊诧于墓葬主人的奢侈。他随身携带至死也不愿放弃的那根铜杖，又引起人们种种揣测:是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还是仅仅表达着一种尊贵和奢华?

　　无论历史的迷雾中还有多少疑团，我们似乎可以确信一点，大理文化(或曰洱海文明)的起源已相当久远，在其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土著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之中相互消解也相互吸纳，逐渐形成了一种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而这一切，似乎又与大理极特殊的地理位置悠悠相关。

　　大理一向被称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所谓十字路口，是说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在此地相交，大理于是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时下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若要富，先修路”，说的是一个地方的道路交通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实在是至关重要。其实，岂止经济如此，交通状况往往是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标志，而一种文明的形成也往往与道路交通密不可分。洱海独特的区域文化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正是两条古道衍生的结果。

　　南方丝绸之路，又称蜀一身毒古道，是一条从四川经大理通往印度及中亚的民间商道。中国的丝绸，早就誉满天下，成为对外交往的象征，故而丝绸之路后来就成为人们对中国古代重要的国际商道的通称，北方东起长安，经中亚、西亚达欧洲地中海区域的丝绸之路广为人知。自古蜀锦天下闻名，理所当然地也会成为对外贸易的拳头产品。所以，南方丝路的开通，实在是势所必然。而其从成都到达大理的路线又有两条:西边一条经雅安、西昌、盐源、会理、大姚，称灵关道;东边一条经乐山、宜宾、昭通、曲靖、昆明、楚雄，称五尺道。而从大理经保山、腾冲入缅甸、印度的一段称博南道。大理，刚好在灵关道、五尺道和博南道的交汇点上。有学者以为，南方丝路的开通大约应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此时，中原正是群雄逐鹿，流皿漂橹之际，而远在西南的大理，大约还是一个世外的桃源，它静静地走着自己的发展之路，并已经进人了大波那那样的青铜文化时代。这条古道的存在被中原的统治者认识到并引起他们的关注是到了汉武帝时候的事情，当时那位著名的外交家张赛出使西域，偶然之间在大夏国(阿富汗)看到了四川的两种特产:蜀布和邛竹杖，才由此揣测到这条道路的存在。张骞的发现对于汉武帝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诱惑，他随即派了使臣去探寻汉帝国从南方通往印度和中亚的道路。汉使在洱海地区受阻的详细情节虽不是很清楚，但人们知道汉武帝竟为此在长安凿了一个形如洱海的昆明池(大理在汉代曾称昆明)，用以训练他的水军，他下定了决心要用武力打通这条南方丝路。这就留下了所谓“汉习楼船”的典故，由此也就开始了汉族统治者对洱海地区的经营。

　　而所谓茶马古道，则是川、滇、藏进行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其发端在普洱、思茅和西双版纳的云海茶山之中，其中一条向西经云县、凤庆到达大理，然上往北经丽江、中甸进入西藏。在这条古道上，先民们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做着马匹、皮毛、药材和茶叶、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交易了，而大理，也因此成了滇茶最大的加工和集散的中心，大理的茶文化闻名遐迹。

　　鲁迅先生说过一句很普通但却极有名的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但我以为南方丝路和茶马古道绝不是一般的道路。蜀道之奇险，李太白已有诗言及，而云南高原的崇山竣岭、大江大河造成的阻隔，丝毫也不逊于蜀地之山川。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要想和外界沟通，显然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那婉挺盘旋于高山深谷中的栈道，那悬空的索桥，那铃声叮咚的马帮，向后人表达的是怎样一种坚韧和刚毅的精神啊。而伴随着山间铃响马帮来，则是经济和文化的广泛交流，大理人以一种开阔的胸襟，迎接四面来风，从而形成了土著文化和周边文化相兼相容或多元并存的格局。铺文化的浸润自不必说，佛教密宗和禅宗的影响都相当深刻，道家也在此占有地盘。今天我们在石宝山、鸡足山、水目山、巍宝山以及洱海周围看到的种种遗迹，真可以说是一个大理古代宗教文化的洋洋大观。你说，大理人的心胸，有多宽广!

　　今天，南方丝路在大理州境内仍有两段保存较为完好，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段是祥云楚长的古驿道，一段是永平县博南古道。石板上的马蹄痕，清晰而深刻。有人测量过，最深的达15厘米。

　　站在古道上，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铃声。想到那些开路的人们，想到四千年来在这条路上的跋涉者，内心不禁为之肃然。

大理的风花雪月

2006-09-02T23:25:00.000-07:00

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采花忙。电影《五朵金花》让大理和蝴蝶泉出了名。大理的少数民族以白族为主，白族姑娘统称为金花，小伙子称为阿鹏。大理以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为荣。

　　大理一年四季风景如画，在诸多风景名胜之中，以风、花、雪、月四景最为著名和引人入胜。关于风、花、雪、月四景，当地白族人民有一首世世代代传诵的谜语诗，诗曰：

　　虫入凤窝不见鸟（风），七人头上长青草（花）；

　　细雨下在横山上（雪），半个朋友不见了（月）。

　　1962年1月，著名作家曹靖华游过大理之后，对大理的风、花、雪、月四景感慨万千，赋留风花雪月诗一首：

　　下关风，上关花，下关风吹上关花；

　　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照苍山雪。

　　下关风，下关一年四季都有大风，有时风力达八级以上。关于下关的风，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苍山斜阳峰上住着一只白狐狸，她爱上了下关一位白族书生，于是化作人形和书生交往，他们相爱的事被洱海罗荃寺的法师罗荃发现了，他不容他们在一起，便施法将书生打入洱海。狐女为救书生，去南海求救于观音，观音给她六瓶风，让她用瓶中的风将洱海水吹干以救出书生。当狐女带着六瓶风回到下关天生桥时，遭到了罗荃法师的暗算，跌倒在地，打碎了五瓶风，于是大风全聚集在天生桥上，故下关风特别大。按科学的解释，是因为苍山十九峰太高，挡住了东西两面的空气对流，而苍山斜阳峰和哀劳山脉的者摩山之间的下关天生桥峡谷仅为下关空气对流的出口，所以下关的风特别大，尤其是在冬春季节，行走在天生桥峡谷对着的街道上，大风吹的人站立不住。

　　上关花，上关位于大理苍山云弄峰之麓，是自唐代以来形成的拱卫大理的要塞。在关外花树村有棵名“十里香”的花树，传说为仙人吕洞宾所种，花大如莲，每年开12瓣，润年开13瓣，花色黄白相间，美丽诱人。花后之果壳黑硬，可做朝珠，因而又叫朝珠花。到清代晚期，由于游观的人太多，特别是官府的达官贵人到此赏花，都要当地白族群众招待，人民忍受不了这种白吃负担，于是把上关花坎了。据考证，上关花就是木莲花，此花在大理境内到处都可以见到。

　　苍山雪，苍山上的积雪为何千年不化，在大理民间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古代，有一批瘟神在大理坝子中横行霸道，使人民“十人得病九人亡”。有白族两兄妹为拯救受苦人民，在观音的指引下学法归来，将瘟神都撵到了苍山顶上，让大雪冻死。为了让瘟神永不复生，妹妹还变作雪神，永远镇住苍山上的瘟神，于是苍山雪人峰就有了千年不化的白雪。而实际上是因为苍山海拔太高，山顶气温低的缘故。

　　洱海月，每到农历八月十五日的中秋节晚上，居住在大理洱海边的白族人家都要将木船划到洱海中，欣赏相映在海中的金月亮，天光、云彩、月亮和海水相应在一起，形成一幅优美的图画。关于洱海月，流传最广的是天宫公主下凡的故事。传说天宫中有一位公主羡慕人间的美满幸福生活，下凡到洱海边上的一个渔村，与一渔民成婚。公主为了帮渔民们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就把自己的宝镜沉入海底，把鱼群照得一清二楚，好让渔民们能打到更多的鱼。从此，宝镜就在海地变成了金月亮，放着光芒，照着世世代代的捕鱼人，于是成了“洱海月”，供人观赏。

洱海上品三道茶

洱海

白族人的三道茶待客别县一格。每斟一轮称一道茶，白族烤茶，一般斟三道，俗称“三道茶”，即“头苦、二甜、三回味”。

　　9月24日早晨，我随笔会的文友们，在息龙公园门口踏上茶花旅行社客轮。

　　此时，天地阴沉，仿佛暴雨将至，朦胧的雾气渗下细细的雨丝，把船和海上的渔歌锁在一幅水墨画中。懒洋洋的汽笛牛哼一般从雾中响起，从未见过大海的我顿生些感慨，洱海虽然掺杂一个海字，只是一个高原湖泊。但我是从望不到边的雾霭里，隐隐约约主读到海的广阔无边，海的迷漫深厚。

　　游人稀稀落落围着一台卡拉oK机，唱“想说爱你不容易”，软绵绵的声腔与仓外旋飞的水浪形成鲜明对比。自我感觉良好的‘歌星”再也团不住倦倦的客人，于是，人们纷纷来到甲扳上，看天，小叙，神侃。洱海里有许多不知名的海鸟，有的全身洁白，象一只只来自西北利亚的海鸥，唱着只有他们听得懂的歌掠过客轮。有的全身墨黑，象一个个绅士，不言不语，在浪花上追逐嘻戏。游人们看着，都希望那些海鸟落到客轮上，准备食品的准备相机的，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只是那些天使一样美丽的海鸟就是看不上人多为患的甲板。

　　洱海古称叶榆洋，因多榆树而得名，又称“昆明川”，“西洱河”，因形似耳朵，得名。洱海是我国西南高原淡水湖，长42公里，宽5公里，面积252平方公里，水最深处21米。这样的高原湖，因其所处的位置系南沼国都，所以一批又一批前来大理观光的游人，都要把游洱海作为活动的首项程序，顺口溜所说的那样，不到洱海算不得到大理。到下关不到洱海游玩，象到北京不游故宫，到四川不登峨媚山，到昆明不泛舟滇池攀登西山一样。正看得起劲，入神，广播里传出三道茶表演消息。窗外，是下关风涌动的碧波，室内，是民族气氛弥漫的舞池。客来献茶，这是我国人民交友待客的传统礼节，但是，白族人的三道茶待客，却别县一格。每斟一轮称一道茶，白族烤茶，一般斟三道，俗称“三道茶”，即“头苦、二甜、三回味”。第一道茶是纯茶水，绿茶经过文火烘烤，用土罐泡，吃起来味道正宗，香味十足。第二道茶称甜茶，茶内放入核桃仁片和红糖，香香甜甜，让人口角留香；第三道茶称回味茶，用茶水调，再加入蜂蜜和几粒花椒。生活有苦有甜，重要的是时时需要回味，要不，再甜的东西也不会品出来。白族少女们自己烤制，又自己把第一杯茶双手齐眉敬给客人。客人接茶后应先敬年长者，但在游船上规矩就免了，接过便喝，有些人连一句谢谢也舍不得花销。

　　三道茶表演的间隙，有白族正宗的歌舞助兴。一曲《大理三月好风光》从《五朵金花》的拷贝上走下来，一直传唱到金花孙辈出世。这些歌曲的岁数大了点，但在大理古土，在金花故乡，尤其是喝了金花姑娘们三道茶之后听，那又是另一种新的感受和欣赏。白族人民能歌善舞是实实在在的，不是作家笔下所生之花，随便那个服务小姐，只要客人有求，或唱或跳，大大方方，不会让人失望。

　　我细细观看了制作“三道荼”的过程，这被客人们一饮而尽啧啧称奇的几口茶水，原来需要很深的功夫和技巧。水不是热水器里半温不开的那种，舀自洱海的水需要铜质壶具发火烧开。茶叶要选春尖芽叶，放在土砂罐中加热，快速抖动，簸振，让茶叶在茶罐中翻腾不止，直至茶叶发泡，发黄，生脆，冒出缕缕香味，才能把开水冲入。三喷三落，以此往复，边喷边抖，抖一百抖，尚见茶水在喷，方见其烤茶功夫到家。在故乡，人们又把类似的烤茶法叫百抖茶，抖时水落，停时水涨。这般泡出的茶，免去了茶叶本身生涩之感，喝起来，芳香四溢，美味满口。据说，这等功夫茶容易让人上瘾呢。

　　吃吃喝喝，跳跳唱唱之后，在金梭岛，观音阁，小普陀等洱上的景点了草地游了一圈。买纪念币，购本土食品，抽签上供。香火旺盛的寺宇，我发现，主持们忙得大汗淋漓，我凝心人声哭燥杂的阁楼，一支签就能标明一个人的命运?

　　我没见过大海，洱海的风浪已让我领略了大海的粗狂与温柔。

千年蝴蝶泉

蝴蝶泉

　　在不少于千种的蝴蝶标本中，有的大于巴掌，有的小如蜜蜂，有的色泽艳丽斑澜，有的形象单一独到。虽是风干的形体，不难想象他们舞弄在泉边的柔姿。在玻璃窗里，他们一只只睡着了，一只只在岁月里完成了一次短暂而美丽的旅行。

　　在滇西重重叠登叠的山脉上，不乏井泉。有名无名的泉水之中，有一眼泉因蝴蝴而出名，吸引着千千万万中外游人。这眼泉在下关沿滇藏公路北行40公里的地方，是风景秀丽的大理名胜之一，叫蝴蝶泉。

　　9月24日下午，乘金花旅行社的客轮从下关息龙宾馆门外的小码头起程，对洱海作了一番初浅的翻阅之后，船便停靠在蝴蝶泉不过的岸上。导游小组的讲解披风吹得满地，很少有完整的句子进入耳朵，倒是同行的文友瑞昌自告奋勇，给我讲了一段又一段关于蝴蝶泉的故事。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曾游览至此。《滇游日记》中曾写道：“有蛱泉之异，余闻之已久……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须翅栩然，与生蝶无异。又有真蝶千万，连须勾足，自树巅倒悬而下及于泉面，缤纷络绎，五色焕然。游人俱以此月群而欢从，过五月乃已”。那是多么美好的场面啊，花飞如蝶，蝶翅如花，把花读成翩跹的蝴蝶，又将美丽的蝴蝶读成芳香的花朵。几个世纪来，游人们来了去了，关于蝴蝶的诗歌比翻飞的蝴蝶还多。

　　应该说，我来得不是时候，九月了，蝴蝶们早已蛹变，不再现徐霞客笔下美景，翩飞的只有泉边落叶。游人如织，循着千年传说而来，是不是都是失望的小情小绪呢?不见得。既然来到古城大理，听听蝴蝶泉水被大理石弱弹奏也是一种愿望，蝶走之后的泉水泊着比蝴蝶还美的传说，据说每向泉里丢一个分币，就会有一份灵感注上心头，文友们赛仍，只见落水的分币成了一只只蝴蝶。我在苍山脚趾间听到淙淙的历史回声，遥远却很清晰，古老却好妩媚。文友瑞昌，对蝴蝶泉可是知情人，16岁就到大理石厂当工人，多次参加蝴蝶泉景点的修补与改造。郭沫若1961年9月参观蝴蝴泉，写《咏蝴蝶泉》一诗，是瑞昌研的墨呢。所以，有了这样地道的向导，参观起来，不费多少力，便钻进一段传说中让思想驰聘在美妙的情节里。

　　其实，蝴蝶泉奇特在于水。那水是苍山雪融的神灵，圣洁，清澈，透明。从苍山脚趾间注出，无污染，不含杂质，在绿树丛中汪成一个五平方左右的池子。即便是大雨磅破，水不会变浑，即使是旱灾的年份，水不会干枯。近年来苍山半坡多处发生泥石流，也丝毫影响不到泉井的洁静与碧绿。这样普通的池塘，几百年来，不知醉倒过多少人？曾经有一位前苏联援华专家，在中国大西北一千就是三年，正干得起劲，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方面要求限期撤回专家。这位已在中国工作三年的老人，提出一个要求，在回国之前到大理一转，看看驰名中外的蝴媒泉。中国方面同意这一特殊要求，派专人将苏联专家送到蝴媒泉。“蝴蝶飞来千万数”的奇物自然景现迷住了这位专家，原计划看后就走的专家，突然改变了主意，要求多呆一天，只到他脸上露出满足的笑意。回国后的苏联专家，仍念念不忘中国西南的那一口美妙的蝴蝶泉，仍想有朝一日重返大理，可是中苏关系一冷就是几十年，直到死，那位被中国大理的蝴蝶迷住的苏联老人，还是未能实现他重返大理的愿望。

　　蝴蝶泉，蝶美，泉美，风情更美。在这云弄峰麓的神摩山下的泉水边，每年4月15日，白族人民把这天定为蝴蝶会。每逢会期，游人云集，彩蝶纷飞，情歌如潮。这时的蝴蝶也分外多情妖娆。忽而连须勾足，结成长串自树枝倒悬于水面，用触须溅打井中之水；忽而惊飞散乱，似与游人嬉戏。有时如天女散花，精巧的蝴蝶在人群里穿插着，时而似落雪无数，你要捉他，转眼跑得杳无踪影。正叹息无缘与这场景致相逢，文友瑞昌告诉我，到蝴蝶馆看看去，那里有蝴蝶泉变迁的历史，有所有泉边出现的蝴煤标本呢。于是，我来到离蝴蝶泉百米不足的蝴蝶馆，陶醉在五彩多姿的蝶世界。这里馆藏的蝴蝶一律以标本的方式与观众见面，免费的服务质量绝对一流，文质彬彬的小姐又是讲解员又是蝴蝶专家，把一只只蝴蝶的美用形象具体的语言传输给你。在不少于千种的蝴蝶标本中，有的大于巴掌，有的小如蜜蜂，有的色泽艳丽斑澜，有的形象单一独到。虽是风干的形体，不难想象他们舞弄在泉边的柔姿。在玻璃窗里，他们一只只睡着了，一只只在岁月里完成了一次短暂而美丽的旅行。

　　从蝴蝶馆出来，动人的对歌已经开始，白族姑娘高亢激情的歌声在合欢树林里回荡：“年年蝴蝶泉边飞，阿哥喜欢又来会”。笔会的文朋诗友中也有不甘示弱的，从人群中钻出来，提了提歌喉，对了上：“阿妹拉，星星跟着月亮走，月亮盼星在身边，想你想得心发慌，阿妹跟我回……”

　　蝴蝶不飞的九月，我的心灵早翔飞着一朵朵蝴蝶一样迷人的笑脸。

白族民居：“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

2006-09-02T08:57:00.000-07:00

　　白族的住宅，因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技术水平不同，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房屋形式。高寒山区的白族人民多居住单间或两间相连的“垛木房”或“竹篱笆房”。坝区白族人民多住土木结构的瓦房。其布局则采取“三房一照壁”和“一正两耳”或“四合五天井”等形式，院落宽敞，阳光充足。多数人家还设有花坛，种植山茶、石榴、挂花、香橡等花木，花草芬劳四溢，环境优美舒适。白族人民十分重视照壁、门楼的建筑。照壁用白灰粉刷，由名人题写“万紫干红”、“旭日东异”或“福”、“寿”等象征吉祥如意的大宇。四周山墙也一样彩画着各种山水、花鸟、虫鱼图案，每个角落的装饰都很讲究，给人以生动活泼、均匀对称、和谐优美的感觉。面富于独特风格的门楼，其建筑装横更倾注了白族人民的艺术智慧。一般都是斗拱重叠，飞搪串角，附以泥塑、木雕、石刻、凸花青砖、大理石等组合的立体图案，。其造型之优美，结构之严谨，可与内地殿阁婉美。许多门扇是由钱空三层的花、鸟、虫、鱼、人物等以及浮雕图案所组成，显得玲现剔透、精巧优美。有的门楼、隔扇不用一颗铁钉，仅以凿出卯眼相接，却十分坚固牢实。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白族人民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水平。

　　白族的住宅建筑多为砖木结构的瓦房，平面结构多以“三房一照壁”为主，少数富裕人家也有“四合五天井”的布局。两种建筑形式的屋面均用筒板瓦覆盖，前面重檐，形成前出廊的格局。“排架”（以一排柱子为主的屋架叫排架）承重，四柱落地。左右后三方用土基墙围护，前面及中间用木板为隔，山墙到顶，屋面挑出的（建筑上叫“悬山”）较山墙直出屋面的（建筑上叫“硬山”）为多。“硬山”构造有防止邻居火灾波及的作用。在“排架”间和楼板照面枋的下面，前后均有一根通穿的机，当地叫做“穿枋”，它把整所房子的“排架”联成一个整体，与照面枋、檐口挂访和落地桥相互作用之后，增强了抗震能力。

　　大理是个多风地区，每年出现大风口数既多，风力又强，尤以下关一带，最大风速可达12级（即每秒钟风速在40米左右）。这种劲风，在我国内陆是很罕见的。在与自然作斗争中，白族劳动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常年多是偏西的风向，他们就将主房的布局坐西向东，门窗都开在向东那面，风从屋后吹来，自然不易进入室内。对于从其他方向吹来的风，就由四合院或“三房一照壁”的平面组合形式来解决。白族建筑的照壁比较高大，主房、厢房和厅房一般是层高均等，不分主次，充分起到互为屏障的作用。由于从房屋坐向，平面组合到立面处理，都为避风步步筑防，所以并不为劲风所烦扰。此外，充分利用当地盛产的鹅卵石来砌墙，也是白族建筑的一大特色。有关使用大量卵石来建造南诏国太和城的建筑，早在1000多年前的《蛮书》曾有这样的记载说：“……老陌皆垒石为之，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千百年来，白族劳动人民由于长期使用卵石筑屋的结果，一方面积累了一套传统的砌筑经验，另一方面又处理了每年从苍山十八溪随山洪冲下积存的大量卵石。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谚说：“鹅卵石砌墙不会倒”。这是赞誉白族建筑聪明和智慧的生动写照。

南陲佛国－－大理

2006-09-02T08:54:00.000-07:00

大理城，汉代称叶榆，公元764年，唐代南诏在此建城，公元779年，南诏迁都至此，宋代大理国仍以此为都城。历唐、宋代五百多年直至元代，这里一直是云南及滇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明代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将原城改建为方形城，城四面建城门楼，四角建角楼，城内建“五华楼”，现大理古城基本保留了明代格局，残存部分城墙，南北城门楼为公元1984年重建。

大理三塔位于古城西北1公里处的苍山中和峰下、崇圣寺内，是大理历史的象征，佛教盛行大理的见证。三塔由一大塔和二小塔组成。三塔鼎立，气势宏伟壮观，为大理胜景之一。
　　

　　唐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南诏政权崩溃之后，白族中的贵族分子郑买嗣、赵善政、杨干贞、段思平先后起而进行政权的争夺，郑买嗣继南诏之后建立了长和国（公元902—928年）。赵善政推翻郑氏政权，建立天兴国（公元928—929年）。杨干贞取代赵善政，建立义宁国（公元929—937年），及至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段思平乃夺得政权而建立了大理王朝。

　　段思平建立大理之后，对南诏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都进行了调整。首先是肯定新兴的白族封建主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扶持。如封白族封建主高方为岳侯，除承认其家族在洱海地区原有的领地之外，更赐与巨桥（今云南普宁）地方为其世袭领地；封董伽罗为宰相，亦除承认其家族在洱海地区原有的领地之外，更赐与成纪（今永胜）为其世袭领地；其余洱海地区的白族封建主如杨氏家族的封建庄园，也都得到扩大。对于洱海地区的白族和彝族中的村社农民，则是在承认他们原来使用的土地前提下，减轻税粮负担，宽免徭役三年。对于“凡有罪无子孙者”的奴隶，则一律“赦免”，即加以释放。对于被统治的部族和部落，则解除他们南诏时期的集体奴隶地位，免除奴隶性质的徭役。大理政权终于稳固下来。

　　大理和南诏一样，仍然是一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这个多民族集合体国家，以白族中的封建主为主要统治者。在政权组织方面，则是以段氏封建国王为首，布燮（宰相）等大臣作辅佐来进行统治。白族封建诸侯们各有领地，以作为封建统治的主要基础。地方行政单位，划分为府和郡，分派白族中的封建主们作为各府、郡的长吏来进行管理。府和郡是在南诏统治时期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建立起来的。各府、郡分管的区域内都仍然存在许多不同民族的部族和部落。这些不同民族的部族和部落，都保持着自己内部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由本民族的贵族分子管理自己内部的事务，接受府、郡长吏的统治。

　　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大理国权臣、白族封建主高升泰夺取政权，称“大中国”。两年之后，高升泰的儿子高泰明被迫把政权重新归还段氏，以段正淳为国王，而高氏世为宰相。此后的大理国又称为“后理国”。大理国后期，段氏国王失去了实际上的控制权力，以高氏家族为首的白族封建领主们，则在白族的主要聚居区进行封建割据统治；其他被统治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则为发展自己的地方势力而相互兼并纷争，造成分裂局面。蒙古蒙哥汗三年（宋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一支蒙古兵南下，打破了大理国境内各民族贵族分子对立纷争的局面，十二月十二日（1254年1月2日），蒙古军到达大理首府大理（今属云南）城下，蒙古军入大理城，大理国亡。

　　大理国的主体民族是白族（“白人”、“白蛮”、“僰蛮”），白族主要聚居在今澜沧江中、上游以东，今红河以北的城镇和平坝地区。在这里，除了主要城镇中和城镇附近的平坝地区有白族人口之外，其余的小城堡和广大的村落中，则为许多其他不同民族的氏族、部落人口所聚居、杂居和散居。主要城镇中的白族封建主们，是通过封建的政治、经济组织与大理国王联系起来。并以白族中的封建政治、经济组织为主要依靠力量，把所统辖的府或郡内的其他民族的氏族、部落统治起来。而在被统治的各民族内部，却又分别保持着一套与白族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白族封建主们对于这些被统治民族中的氏族和部落，是任其内部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保留着，然后通过它们内部的贵族分子来进行贡纳的征收。

　　被统治的各民族的分布状况，与南诏统治时期相比较，大的范围基本上未曾发生变动。在今澜沧江中、上游以东，今红河以北地带的山区、半山区和少部分平坝区，主要是“乌蛮”（彝族）系统的村落和氏族；今金沙江上游两岸是么些（纳西）的分布区域；今澜沧江和今怒江上游之间是“卢蛮”（傈僳族）；南部和西南部边境地带是“金齿百夷”（傣族）、阿昌和孟高棉系统的部落；东南部边境地带则是和泥（哈尼）、僚（壮族）、“白衣”（傣族）等的共同杂居区。部分民族中的一些部落，居住区域较之南诏时期有所变动。如南部边境的“金齿百夷”（傣族）中的部分人口，北迁入威远（今云南景谷）、开南（今景东）一带，与“朴子”（布朗）、和泥（哈尼）等相杂居。这里原来就有一部分“金齿百夷”（傣族）人口，至此则“金齿百夷”的人口增多了。又一些民族中的部落组织和部落名称，较之南诏时期未变。如今大渡河南、金沙江北的“乌蛮”（彝族）中的邛部、两林、丰琶，仍按原来的部落组织和部落名称出现在原地。而一些民族中的一些部落，却在人口增多、分裂繁衍的情况下，在原来居住的地区或原来居住地区的周围，出现了一些新的部落。如西南部边境的“金齿百夷”中，有勐梯（今盈江境）、勐卯（今瑞丽）、勐生谷（今缅甸克钦邦境内）、勐生喜（今缅甸南掸邦一带）、勐生威（今缅甸北掸邦一带），它们分别联系着附近同族的各个小部落，共同结成一个联盟集体；又如建昌城（今四川西昌）北部“乌蛮”（彝族）中的落兰部（今冕宁南部的泸沽一带），繁衍成为许多小部落；东爨区（今云南楚雄以东）部落分裂繁衍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一定时间阶段内，在这里出现了“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但实际上并不止于三十七部。因为，各个部都不断繁衍出一些新的氏族、部落来。如罗伽部（今澄江境）即繁衍出强宗部、步雄部、普舍部等，分散到邻境的其他地方去。三十七部中的各个部，都不断繁衍，不断分裂为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各有地界，筑营垒以闭关自守。

　　各民族中的各个氏族、部落，划定一个区域作为聚居的地方，分别从事各种生产。如边境的“金齿百夷”（傣族）的各部落，依旧进行他们的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威楚府（今楚雄）辖境内则为“杂蛮耕牧之地”，这里的“乌蛮”（彝族）、朴子（布朗）、和泥（哈尼）等，或耕田，或狩猎、畜牧，或半耕半牧，自按其内部原有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大理国王把各民族的居住区域分别划归各府、郡管辖，或分封给白族诸侯。除了一部分仍然从事更为原始的采集和狩猎的氏族、部落之外，在大部分的氏族、部落中，各个家庭在从村社那里分得一块土地之后，每个居民耕种自己的田地，女人和女儿从事于家庭纺织。而部分“乌蛮”部落中的男子，则在从事耕种之外，也从事畜牧和狩猎。他们在生产中获得的各种产品，以其中的一部分交由本民族中的贵族，以贡纳的形式提供给当地白族封建主或大理国王。实际供给白族封建主或大理国王的那一份，往往少于本民族中的贵族分子所留下的那一份的数量。所以，本民族中的贵族分子在地方的统治权力，得以世世代代地牢固地承袭下去。这种情况，以“金齿百夷”和“乌蛮”各部中最为突出。因此，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的“金齿百夷”（傣族）及一部分“乌蛮”（彝族）、“和泥”（哈尼）等的“村社内部有奴隶制和阀阅制”，他们中的贵族，一直世袭地统治着他们的部落或村社，部分地使用奴隶来进行生产，而且控制着自己的区域，与邻境的其他氏族、部落相对抗。

　　当南诏政权崩溃之后，内地的唐皇朝也在相距仅五年的时间即趋于瓦解，进入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中。当时，内地的任何一个小王朝，皆疲于应付纷争，无力顾及云南；云南的郑、赵、杨氏政权，也谋求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暇，同样不可能与内地作更多的联系交往。

　　大理建立之初，内地汉族区仍处于割据纷争的状态中，及至宋朝建立，传统联系也就逐渐恢复。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灭后蜀，大理便立即由建昌城（今四川西昌）派官吏送公文入宋朝廷，祝贺宋朝平定后蜀。此后，宋开宝元年至宝元元年（公元968—1038年）间，大理曾九次派遣使臣向宋朝廷“入贡”和要求通好。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宋太宗曾经命令黎州（今汉原北）官吏在大渡河上造大船，以便大理“入贡”。这种“入贡”，既表示了政治上的藩属关系，也是大理与宋朝之间进行官方贸易的一种形式。大理与宋朝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从此展开。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宋朝廷正式册封大理国王段和誉（即金庸《天龙八部》小说中的段誉原型）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然而，大理与宋朝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经济文化交流，却为当时政治形势和复杂的民族关系所限制。

　　辽与西夏先后给宋朝以较大的威胁，因此，对于西南的大理，宋朝的统治者们也就存在戒心。当宋朝廷对大理国王进行册封而使关系进一步正常化之时，金已兴起于东北，并随即展开与辽的纷争，进而攻宋，政治形势愈来愈趋于复杂化。所以，宋朝廷虽对大理国王进行了正式的册封，而在原来对大理国的戒心并未完全解除的情况下，又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日渐加深，就在对大理国王进行正式册封的当年，便有一部分人要求在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进一步与大理国展开互市。宋朝廷命令黎州知州宇文常了解情况之后，再作具体措施，宇文常说：“自孟氏（后蜀孟昶）入朝，艺祖（宋太祖）取舆地图观之，划大渡河为境，历百五十年而无西南夷患。今若于（大渡）河外建立城邑，虏情携贰，边隙寖开，非中国之福。”其实，宋太祖并不曾“划大渡河为境”而拒绝与大理国交往。宇文常所说，不过是在当时政治形势复杂的情况之下，作为拒绝与大理国交往的借口。接着便是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宋政权为金所迫而南移，南宋君臣惶惶于自己统治地位的难于巩固，目光也就更多地注意着近在肘腋的大理国。于是，宇文常之说，便普遍成为南宋君臣拒绝与大理国进行政治上接触的借口。

　　然而，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与大理国之间的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始终是频繁的，而且南宋时期胜于北宋时期。只是在政治方面的接触，南宋少于北宋。

大理

2006-09-01T07:46:00.000-07:00

　　大理地处云南省中部偏西，市境东巡洱海，西及点苍山脉。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山水风光秀丽多姿，是我国西南边疆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远在四千多年前，大理地区就有原始居民的活动。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大理曾有着显赫的地位和作用。秦、汉之际，大理是“蜀·身毒国道”（从四川成都，经云南大理、保山进入缅甸，再通往印度）的必经之地，这条通道，对促进大理地区和内地的联系、对促进中国和东南亚诸国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大理地区设叶榆县，直至南北朝叶榆县的建制一直未变。唐初，洱海地区“六诏”中的蒙舍诏势力渐强，在唐朝支持下，于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南诏国都城由巍山迁至太和城（今大理苍山太和村附近），此后又迁都羊苴咩城（今大理古城城西一带）。南诏与以后建立的三个王朝及大理国都城均定都于羊苴咩城。从公元8至13世纪的唐宋五百多年间（即从公元738年南诏国建立至公元1253年大理国覆灭），大理一直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诏、大理国的都城所在地。

　　元代大理国灭亡后，仍然将云南政治中心设于大理。元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建立云南行省，行政中心始由大理迁至昆明，但大理仍为滇西第一大城，一直沿袭至今。

　　大理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在大理古城及周围分布甚广，它们以古城为中心，沿苍山之麓、洱海之滨呈线状分布。大理市现已确定不同级别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处。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修建并完整保留至今的大理古城，屏山镜水环境优美，古朴典雅生意盎然，并成为当地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崇圣寺三塔、太和城遗址（含南诏德化碑），省级元世祖平云南碑、苍山神祠、佛图寺塔、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群……等文物古迹，纵贯了唐（南诏）、宋（大理国）、元、明、清及民国等各个历史时期。

　　大理地方文化灿烂，民族风情浓郁。大理作为数百年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滇西大城的地位，文人名流荟集，史籍文献甚丰。加之，在当地占主要地位的白族人民，文化素养历来较高。因此，明、清以来大理素有“文献名邦”之称。历代以来人才辈出。

　　大理文化是中原文化、藏传文化、东南亚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悠久历史灿烂的古代文化；是中华文化链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白族人民从服饰、住居、婚嫁、信仰、习俗以及庆典节日，都充满着独特的民族情趣，这些浓郁的民族风情，增添了古城的历史文化气氛，亦更加增添了大理历史文化名城的迷人色彩。

　　大理历史文化名城同时荣戴国家级大理风景名胜区双重桂冠。大理风景名胜区主要含苍山、洱海、白族风情以及大理、巍山历史文化名城。

　　大理古城位于苍山洱海之间的坝区，西倚一字横列的苍山，东濒碧波荡漾的洱海，这种“一水绕苍山，苍山抱古城”的雄秀相间、刚柔并济的山水环境格局，使古城增辉添彩。横列如屏的苍山，雄伟壮丽；明珠般的洱海，清澈如镜，加之坝区牧歌式的田园风光，构成了优美绚丽的高原景观，这山山水水之间所包涵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民族风情，更富灵气和迷人的魅力。

　　总之，大理历史文化遗迹众多，特色显著，苍洱风光优美动人，白族风情浓郁奇丽，再加之大理古城和新区是脱开发展而又相互联系的，这就使得大理既古风犹存，又能全面地持续发展，在苍洱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永葆青春和活力，成为一颗熠熠生辉的耀眼明珠！

　　大理属高原型季风气候，没有明显的严冬酷暑，四季皆宜旅游。但夏秋之交雨后气温下降很快，当地有“一雨成秋”的说法，因此那时来大理旅游的游客最好带上几件秋衣，以防着凉。

　　不过正如一首歌里唱到的那样：“大理三月好风光”，春季，无论是前往大理古城，或是登苍山、游洱海都是再适合不过的了。